2011-7-4 16:00:50 贵州日报 徐肖 田余
核心提示
读故人的书，以纪念故人。
2009年4月12日，是已故秦天真同志一百周年诞辰。为了纪念，我们重读了他在88岁高龄时脱稿付梓、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风雨八十年》。仿佛百岁的他，依然在世，又一次向我们讲述自己从孩童到耄耋的人生故事；我们聆听着，汲取营养。该书饱含丰赡的历史内容，深刻的人生解读。
“八十有余，岁月悠悠，往事萦怀。革命人生的途程，或漫长，或短暂；或顺畅，或曲折，每个人都会留下绝非孤旅的足迹。然而，历史从来不属于任何个人。出于这种理念，就记忆所及，写下了这部回忆录”。这是《自序》开头的第一段话，展示了他书写这部回忆录的心扉和理念，历史的责任感。无意渲染个人经历，尽力展现历史况味；让读者了解世像中的他，更了解事项的本质。
“少年时代家境清贫、社会黑暗，在心灵深处触发了愤世不公，向往平等的火花；青年时代的抗日怒潮、求知欲望，激起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大义、革命真理的探寻和光明社会的追求。风烟滚滚中，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宿愿，踏上革命的征途，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无论是在艰苦复杂的白区秘密工作时期，还是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岁月；东征、南下、西进的戎马征途；在迎来人民革命胜利而投入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日日夜夜，哪怕是在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的日子里，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共产党员的忠诚，始终是我的行为准则。”语意真切，铿金戛玉。
“风风雨雨，耄耋已至。长久留在我心中的是数十年所做的有限却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工作；我所尊敬的学校师长给予的孜孜教诲；对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和战争硝烟中的战友的追思缅怀；对共事多年的同志和至诚相交的党外朋友的深厚情谊；对蒙冤虽洗而却已早逝的同志和亲人的痛惜与眷念”。已是八十多岁的他，心里仍然深藏着他的老师、战友、党外朋友、亲人。情见乎辞，感人至深。
当我们进入叙事篇章的时候，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秦老在《自序》里的表述是何等的贴切和深邃。
一
童年家境贫寒，是一个“连一口铁锅也无力购置的穷家”。社会黑暗，贫富悬殊，六、七岁的他在心的深处已迸发出向往平等的火花。他帮助母亲种菜卖菜，挣钱养家糊口，也积攒了一些钱才得以进入私塾读书。他不满私塾教学的刻板枯燥，而转入小学，接受新学的教育。小学老师萧云章是他的第一个真正的启蒙老师。萧云章“完全摒弃了旧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给我们讲历史和地理，也讲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循循善诱。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发生了世界大战，袁世凯屈从日本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约；听到十月革命，俄国的沙皇被推翻和苏维埃的建立，听到列宁这个名字和无产阶级等前所未闻的名词。那时候我虽然并不理解，但却明白了在毕节以外的地方，还有更为广阔的天地，到处都存在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俄国革命开创了消灭这种不平等的道路”。
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小学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直到1925年，16岁的他得朋友资助，离开家乡毕节来到贵阳，先后就读于贵阳省立第一中学和省立高级中学。在高中读书时，知名的进步教师田君亮、刘方岳是他尊敬的一代恩师，支持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智者。“在他们的教育和指引下，阅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共产主义ABC》和鲁迅的《呐喊》、《彷徨》，也断续读了些从上海寄来的进步书刊。”他把这一段理论的初学和收获，视为自己成长的重要起点。
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日本侵华肇始的“九一八事变”。当天深夜，在贵阳邮电局兼职的第一中学教师杨绍馨值班，收到事变的电讯消息，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早上，消息首先在第一中学传开，学生自治会随即邀约贵阳十多所中学、小学、职业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代表二十余人聚集第一中学，商讨学生应该怎样应对，他是贵阳高中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代表们个个义愤填膺，决定21日举行“贵阳各校师生抗日救国大会”，公推秦天真主持大会并演讲，会后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侵略。集会和游行声势浩大，得到许多市民的参与和响应。身临其境的他，在书里感慨地写道：“贵阳整个山城沸腾起来了，显示了我中华民族不可侵辱的伟大正义民族气概”。会后的一天，举行“贵州省学生抗日救国团”主席团成员的选举。他当选主席团主席，并兼管组织股。主席团还决定编印《抗日救国旬刊》，宣传群众。在《风雨八十年》中，他以16页的文字，记述了当时如火如荼的贵阳学生抗日救国活动，揭露破坏者的阴谋，痛斥破坏者的谬论，巩固和扩大抗日救国运动成果的胜利。他与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意志坚定的同学，秘密组织读书会，“时常传阅得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报杂志，秘密交谈，相互启发。我们日夜反复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青年当负什么社会责任？谁堪领我民众，制胜图强？讨论很热烈，思想非常活跃。怎样才能找到共产党、找到红军，是我们最为关注，也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我们看到他对这些问题找到的答案是“只有共产党才堪领我们民众制胜图强，抗击入侵，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起一个属于人民的强盛国家，而这样令人神往的前途的实现，有赖于党所领导的红军，有赖于人民的武装斗争”。
二
1933年高中毕业后他的选择是找红军，找党。他先去联络一位张姓朋友，听说此人手上有武装力量，想策动他带着武装队伍一起去投奔在黔东北和湘西一带活动的贺龙红军。从贵阳启程途中遇到熟人告知姓张的队伍已经垮了，不知去向。这次找红军的尝试虽然没有实现，但找红军找党的目的仍然留在他的心中，只待时机。
他权且回到家乡毕节，当了小学教员，又在中学兼课。“我打定主意只教书，不谋任何职位，利用公开合法的学校教师身份，更有利于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与组织，聚集革命力量”。他宣传抗日救亡，在社会上的影响日渐扩大，以至于原军阀周西城部下的一名叫范建章的连长，也慕名多次登门求见。在接触交谈中，他知道范建章在周西城死于军阀混战以后，带领自己的一连人，在毕节一带，打富济贫，招兵买马，集结了约一个营的队伍。“我在同范建章的接触中，感到他是个有正义感，不满旧社会，一心坚持搞武装反抗，敢做敢当，不畏强暴的人。我当时正在设法组织武装力量，如此好的机缘，非常难得，也非常可贵。同他谈抗日救国，讲贫苦大众解放之路和武装斗争的想法，他满心喜欢，一口答应‘就是要这样干’，要我参加领导他的队伍，我表示同意……范建章对我很信任，视我为莫逆之交。”
1933年冬天，中共党员林青带着党组织交给的重任，从上海回贵州发展党的组织，同行的有中共党员缪正元。他们先回到自己的家乡毕节，再相机开展工作。秦老与林青、缪正元都是同乡，也是旧识，老友重逢，格外亲切。“接连好几天，我同林青、缪正元深夜促膝谈心，我介绍了当时贵州的局势和在贵阳、毕节开展的活动；介绍进步教师以及社会进步人士的情况，并讲了范建章拥有的武装力量。言谈中，还几次提到想找党、找红军的渴望。他们听了非常高兴”。他们发起组织“草原艺术研究社”，“以从事文学艺术活动为公开的宗旨，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党的抗日主张，培养青年骨干，团结进步力量，推动抗日救亡活动为目的”，进而以“草原艺术研究社”为中心，组织秘密读书会，推动青年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林青和缪正元在这些活动中悉心考察他，引导他，培养他。
1934年1月，林青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夙愿。同时，由他们三个人组成了毕节党支部。这是贵州省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支部。
党支部在县城加强了对“草原艺术研究会”和秘密读书会的领导，团结、教育青年，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开展。同时，支部多次研究建立和发展武装斗争，筹划建立武装根据地的问题。认为范建章的队伍是可争取的力量，鉴于秦天真与范建章已建立良好的关系，支部决定派秦去做范建章的工作，条件成熟就发展范建章入党，逐渐把范建章的队伍改造成为党的一支武装力量。1934年3、4月间，林青和秦天真一起到毕节流沧桥范建章的驻地，在与范建章的交谈中，林青对范建章进行了面对面的考察。范建章表示要投奔“同干人(穷苦百姓)一条心”的共产党。在这次谈话和考察后，林青和秦天真介绍范建章入党，他原来的队伍就成了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范建章还提出这支队伍就叫“中国工农红军乌蒙山游击队”，支部决定仍由秦天真同范建章直接联系，加强对武装队伍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相机进一步在边界地区建立武装革命根据地。
1934年4、5月间毕节县城发生一起驻军军官猥亵一个女学生，造成受害者自杀，其胞弟又被驻军砸死的事件，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政府和驻军严查重办肇事者，而当局以“共产党煽动闹事”来威胁群众。反动当局认为毕节城里青年学生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活跃，同林青、缪正元回乡与贵阳学生运动的“头子”秦天真会合，有密切的关系，怀疑三人是共产党，虽然没有实据，但为平息事件，正酝酿借机抓捕林青、缪正元和秦天真。这个消息得到证实的当天，支部决定紧急疏散转移，群众组织暂停活动。支部的三个党员和可能暴露的进步青年熊蕴竹，分两批迅速撤离。他们步行几天几夜，先到范建章驻地，因转移是突发性的，范建章带领部队游击于云南边境一带，居无定所，没有联系上。嗣后，辗转大方县到达安顺城，找到秦天真在贵阳高中读书时的几个进步同学，安顿下来。支部确定“开辟安顺，立足贵阳”的方针，一边在安顺与当地已有的青年进步组织建立联系，开展工作。同时，秦天真又通过贵阳进步青年高言志和毕节同乡、贵阳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骨干徐健生，选定高言志家的深宅大院为支部在贵阳的秘密联络点。1934年8、9月间，在贵阳第一个发展的党员是徐健生，之后，又发展了十多个进步青年入党，并建立了贵阳第一中学党支部、贵阳高中党支部、达德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党小组。因为有原来学生运动中的一批骨干，有良好的建党基础，到年底，已发展党员40余名，群众工作也更深入。秋冬，发展的李光庭、王芸生等有军事工作经历和知识的几个党员，成功地打入到国民党和地方军阀军队中，进行兵运工作，“初步实现了在贵州中部腹地壮大党的组织，开展军事工作的战略目标”。
这次毕节转移是非常果断的，“开辟安顺，立足贵阳”的战略决策的实施很成功。林青和他领导的党支部百折不挠、刚毅足智，让人肃然起敬。
三
1934年底，林青以探望姨母为名，前往遵义。事实上，这时中央红军已进入贵州，正从黎平向遵义逼近。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后，林青找到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吴亮平，正是吴亮平在1933年底派遣林青回贵州开展工作的。经过吴亮平的介绍，林青向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详细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两三天后，李维汉约见林青，宣布中央关于确认林青的工作汇报，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决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三人为省工委委员，林青任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同时，李维汉还向林青交代了近期省工委要负责完成的一项特别任务，约定了这项任务的接头人仅限林青和秦天真，贵阳的接头地点是设在党员夏之纲家的秘密联络点。
中央批准建立贵州省工委，在贵州党史乃至贵州近代史上是重要的一页，也是《风雨八十年》记述的一个亮点。
特别任务是由秦天真执行的。一天，在接头地点，来了一位自称“小开”的中年男子。后来才知道“小开”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他说省工委的任务是负责隐蔽、安全地全程护送他从贵州去香港再转上海，并要求尽快搞到国民党的军用地图、密电码、地面与飞机的联络标识，给他带走。任务非常急迫，时间有限，困难很多。秦天真急速赶往安顺，找到在军队中工作的党员黄大陆和缪正元，又通知当时正在安顺的邓止戈共同商量完成任务，两三天所需的绝密图件全部到手。读这段文字，一幕幕充满智慧、机智勇敢的行动场景，真是惊心动魄，也十分感人。当时潘汉年对贵州地下党如此迅速和圆满地取得全部绝密图件，称赞不已。经过反复研究，由女党员蓝运臧与潘汉年假伴夫妻，负责全程护送。党员高言志为此行安排了一辆可靠的货车，送他们到广西。行前，潘汉年指出，贵州的工作“要面向遵义和重庆，背靠云南做准备，并把广西、香港、上海的几个秘密联络地址告诉了我，以备必要时以‘找小开’为接头暗号，同他联系”。蓝运臧同志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返回贵阳。
省工委成立后，除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特别任务外，还先后建立了贵阳县委、安顺县工委，党建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1935年5月，省工委成立军事小组，明确军事小组不参加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由秦天真代表省工委与军事小组单线联系。
乌云突变。1935年7月19日上午，特务机关在贵阳男子师范学校里没有抓到地下党员，抓到一个读书会的非党学生，以致暴露了读书会的一个秘密联系地点，特务坐地守捕。当天中午，秦天真得知特务在那里守捕，令他十分焦急的是林青当晚要在那里召集会议，他立即派人寻找林青报告危情，同时布置几位党员埋伏在出事地点周围的各个路口，阻止任何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派去找林青的同志回来报告说没有找到林青。秦天真果断决定派人通知应到会的人，撤消会议，停止联系，注意隐蔽。不幸的是，负责把守路口的几个同志，见天色已晚，松懈麻痹，径自回家了。而林青不知情闯入虎口被捕。两天内，特务先后逮捕了刘茂隆等9名党员和几名进步青年。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七·一九”事件。
事件发生后，省工委全力组织营救工作。刘茂隆成功越狱，而林青因受刑严重，行动不便未能脱险，9月11日被反动派杀害，英勇就义。省工委决定隐蔽转移，坚持斗争，暂停发展新党员，整顿巩固组织，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原有军事工作的基础上争取扩大农村武装力量。同时决定，省工委的工作暂由秦天真主持。9月底10月初，按省工委的决定，他出省找上级党组织报告工作，请求指示。先后去广西、香港、上海，都无结果。返回广西在广西与贵州交界地区开展兵运工作，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他在广西看到香港出版的《珠江日报》，知道这是一家进步报纸，写信与主编毕明联系，不久，香港回电，要他赶到香港的“大乐天饭店”找李木兰联系，进行口头汇报的同时提交了一份贵州地下党工作情况和关于“七·一九”事件的书面报告，与中央南方局接上了党的关系。之后由王石安秘密带着中央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九月决定》(即《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回省贯彻执行。秦天真仍回广西进一步做兵运工作，通过党员李光庭等与贵阳保持密切联系。
四
1937年7月，他在上海找到刘茂隆，一起启程去延安直接向中央报告。途经西安，持上海抗日救国会的介绍信，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博古，汇报了贵州的工作和“七·一九”事件。之后，经博古同意他们去延安，给他们亲笔写了介绍信，并搭乘办事处当天去延安的汽车出发。抵达延安的第二天，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王首道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接见并听取了汇报，后来张闻天同志来到秦的住处，提出让他们两人留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再考虑回贵州的问题。秦被分配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38年2月中旬，中央决定秦天真和先期到达延安的邓止戈回贵州工作，并决定贵州省工委由邓止戈、秦天真、黄大陆、李策组成，邓止戈任工委书记。直到1940年4月，中央通知秦天真去延安，才结束他在地方的秘密工作。
1941年5月，延安开始整风和审查干部。秦天真在中央高级党校也受到审查，而主要是指认他在“七·一九”事件中被捕叛变。直到1943年12月中央平反冤假错案时，中央对他做出没有问题的结论。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这时才知道，原来是博古向中央发来一封电报称：‘秦天真被捕出狱，现在延安，请审查’。甄别工作中，经中央向博古本人查对并核实，是博古把1935年‘七·一九’事件中被捕而经营救出狱、两年后到延安的刘茂隆，错记成我，张冠李戴了……而刘的被捕和营救出狱脱险及整个‘七·一九’事件的情况，恰恰是1937年我和刘茂隆一道从上海到延安，途经西安时在办事处向博古本人当面汇报清楚了的。博古记忆大误的一纸电报，几乎置我于死地。党组织的调查取证，博古的澄清事实，真相大白，使我得到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秦天真才重新回到中央高级党校。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根据“七大”确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中央调派大批干部去东北和山东。经中央批准同意，他去了设在山东临沂的华东局。当时正值山东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他被分配到曲阜领导当地的土改。曲阜是孔子的家乡，那里的孔府、孔庙、孔林，通称“三孔”，是具有世界历史文化意义的著名的圣地。他带人查看了“三孔”，当时部队打算进驻“三孔”，得知这一情况，他要求部队改驻其它地方，并对“三孔”进行全面保护，全部文物得以完好保存下来。事后，保护“三孔”的事迹受到华东局的通报表扬。“这段经历开启了我对历史文物保护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是难忘的”。后来他任贵州省副省长期间，对生态建设、文物保护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恢复了已经被围湖造田的草海湿地；组织实施了黄果树风景区、织金洞风景区、红枫湖风景区的规划建设；考虑到汽车通行震动对青龙洞的影响，将镇远青龙洞前的公路改道；他和徐建生一起到百里杜鹃考察调研，最早提出了百里杜鹃进行旅游开发和区域保护的设想，等等。
五
解放战争时期，他到部队负责民运工作，发动群众，保障部队供给，经历过东进齐鲁，南下豫皖，从皖入浙，西进赣湘，而后进军贵州。他是贵州解放时的省委委员，贵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担任过贵州铁路建设的领导职务；1958年创办贵州工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在任省文教办公室主任期间，推行半工(农)半读的教育制度。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再次“审查”他的历史，而不顾中央在延安对他所作的政治结论，被捕入狱，重新审查莫须有的叛变问题。直到1974年1月，再次做出历史清楚的结论，恢复工作。这些经历，在《风雨八十年》里，都分别的专章记述。他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实干巧干，在这些篇章中没有自我标榜，读者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经受过无端折磨的他，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品格。他的回忆录最后一章标题“拨乱反正，团结奋进”及内文，充分反映了他顾大局、讲团结的宽怀大度。
“或许对这二十余万言会有不同的评说，因为这里所言的过往事情，有知其详者，有知其略者；详略有别，视角不一，观感有异。不管怎样，重要的是真实。‘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邓小平1982年9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的这句话，深刻至理。对人生，对世事，都当如此。”这段话是《结束语》的最后几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秦老似乎在对我们说：你们对历史是否也持这种态度？（贵州日报2009-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