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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烈士
2016-09-07 09:46  

 

周遵鹏整理

(二〇一五年九月)

 

    林青(1911-1935),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贵州毕节(今七星关区)人,祖籍江西吉安。

    1911年4月,林青出生于毕节县城南门口一穷苦人家。林青自幼性格倔强,且较聪明,8岁入学时,就能勤奋学习,深受父母之爱。由于家中极穷,林青13岁不得不辍学到城区一家商号当学徒。15岁时,林青因不堪商号老板的毒打虐待逃到重庆,在重庆一家进步剧团学习艺术、当演员。林青在剧团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进步很快。

    1927年3月23日,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次日遭到停泊在长江口的英美军舰炮击,酿成死伤军民约两千人的血案。消息传到重庆,重庆各界群情激愤,于1927年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举行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的暴行和支援北伐战争的群众大会。四川军阀为镇压群众支持北伐军的集会,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林青因参加集会而被捕。林青经营救出狱后不久,便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1929年,林青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林青在重庆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辗转到了上海。

    1931年夏,林青进入上海提篮桥一家锁厂当学徒。在锁厂当学徒时,林青积极参加上海党组织领导的“文学研究社”、“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活动。通过“文学研究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林青与在上海郊区江湾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的缪正元取得了联系,了解到缪正元是上海沪西区团委的工作人员,通过缪正元接上了团组织的关系,林青被安排为沪东区团委工作。紧接着,林青、缪正元与在上海活动的贵州老乡黄英伦、金啸远、乐石麓、谢铭荣等人组织了“朝阳音乐社”。林青和“朝阳音乐社”的成员一起参与了上海沪东、沪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上海工人总罢工,并通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关系,在上海沪东和沪西工人区演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救亡。林青的突出表现,得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认可,林青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1932年1月28日,林青因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上海工人总罢工。在告密者的怂恿下,英租界巡捕在林青的住处搜出一本《布尔什维克》书籍,林青被以“共产党嫌疑罪”罪名遭到英租界巡捕房的逮捕。

    1933年春,林青出狱后和同乡缪正元因无法找到党组织便一起返回家乡毕节,与在毕节中学任教并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老同学秦天真一起,组织建立了“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思想进步的教师和学生为基础,广泛联系劳苦大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发展毕节进步青年入党,不断扩大党在毕节的革命力量。

    1934年1月,由林青介绍、缪正元监誓吸收秦天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名党员已构成了成立党支部的条件,林青、缪正元、秦天真于是在毕节城区五龙桥东北侧的一民宅内,秘密建立了中共毕节地下党支部。党支部由林青担任支部书记,缪正元、秦天真为支部委员。党支部认真讨论、通过了林青提出的四条行动纲领:一、发动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加强党对“草原艺术研究社”的组织领导,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三、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四、继续设法与党的上级机关取得联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草原社成员发展到200多人,并把活动范围扩展到毕节农村。

地下党支部建立后,支部除更积极地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外,还派秦天真与刘海楼介绍来的黔军营长范敬章进行秘密交谈,将范敬章带到毕节的一个营的黔军武装拉到革命队伍一边,成为毕节地下党掌握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

    范敬章是毕节县头步桥人,原是黔军进步军官。其曾在黔军周西成部担任营长,因不满国民党军阀的所作所为,便独自拉出200多人枪回到家乡,在毕节、镇雄一带打富济贫,以“上等之人差我钱;中等之人莫照嫌;下等之人跟我走,一月给你块半钱”的口号,号召穷苦人起来一起打富济贫。范敬章在家乡听到地下党教唱的《草原青年之歌》和看到“草原艺术研究社”的进步活动后,感到前途有了希望,便通过亲戚刘海楼的介绍找到秦天真,与秦天真进行会晤。由于秦天真与范敬章长时间对时局看法的秘密畅谈,加深了范敬章对中共毕节地下党的了解,范敬章感到非常高兴。秦天真向林青汇报范敬章的情况后,林青对范敬章非常重视,与秦天真一起多次到范敬章的武装队伍里,找范敬章长谈,向范敬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为穷人打天下的道理,坚定了范敬章“坚决跟共产党走”的信念,使范敬章主动将自己的队伍交给革命、交给党支部指挥。根据范敬章的表现,党支部决定吸收范敬章入党。1934年春,由秦天真作介绍人,林青作监誓人,为范敬章举行了入党宣誓。

    毕节地下党支部积极而有成效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毕节县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仇视。国民党当局正准备对地下党支部成员下毒手时,地下党支部为了保存实力,于1934年5月,林青等支部成员和部分骨干离开毕节,先在镇雄泼机一带活动寻找范敬章部队未果,然后转移到安顺、贵阳等地进行活动。林青等在贵阳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学校为主要阵地开展活动。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艺术研究会”等,通过宣传抗日,开展文艺活动和组织阅读革命书刊,把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吸引到党支部的周围。林青始终把党的组织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各种活动,考察和培养了徐健生、李策等一批骨干分子,逐步把他们吸收到党组织中来。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支部决定,成立一个以党员为核心,有革命进步人士参加的9人工作委员会,以贵阳为中心,面向全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并派党员邓止戈、黄大陆等在国民党部队搞兵运工作。1934年底,全省建立党支部和党小组10余个,党员发展到40余人。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闻讯后,为寻找中央红军与党取得联系,林青从贵阳经榕江、思南等地辗转到达遵义。在红军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林青巧遇到在上海同狱的难友吴亮平(时吴在红军中担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中央纵队秘书长),吴亮平带林青去见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罗迈(李维汉)。林青向李维汉详细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随后李维汉代表中央承认贵州地下党,并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任命林青为贵州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工委委员。李维汉还向林青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鼓励全体党员要在白色恐怖之下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林青回到贵阳后,立即组织工委成员商讨执行中央对贵州工作指示的意,商量建立以林青为首的军事小组问题,并由秦天真具体负责深入各地发动武装斗争,吸引国民党军,掩护红军。贵州地下党还通过秘密活动搞到敌人的军用地图和密电码本,及时交给中央特派员潘汉年,为红军四渡赤水和顺利突围北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群众工作中,省工委采取印发传单,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共产党员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传播红军胜利的消息,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围剿红军的反动阴谋,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在斗争中积极培养和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至1935年4月,全省已有11个县和贵阳市10多所学校建立了县委、支部或党小组,形成了以省工委为核心的党的体系,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35年7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省工委设在贵阳万宝街的联络点被破坏,刘雪苇和林青先后被捕。在贵阳国民党监狱中,敌人为了彻底破坏贵州地下党组织,便以高官厚禄收买林青,被林青坚决拒绝。敌人以政治诱惑手段达不到目的,就对林青施以各种酷刑和死亡威胁。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林青坚贞不屈,义无反顾。在监狱的看守中,有一个因失去与党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名叫董亮清,董亮清决定帮助林青、刘雪苇越狱逃走。但当时的情况一次只能押解一人出去,越狱的机会也只有一次。董亮清向林青、刘雪苇提出商量时,林青告诉刘雪苇,自己被打成重伤,不能恢复,出去对革命事业也不能再作贡献。并以工委书记的名义,决定刘雪苇越狱。预定越狱时间来到时,林青竭尽全力摇响狱窗,大声喊叫,把监狱看守吸引到自己身旁,帮助刘雪苇越狱。

    刘雪苇越狱成功后,国民党监狱为了防止林青越狱逃跑,对林青准备立即执行枪决。1935年9月11日,林青带着脚镣手铐被押上刑车往贵阳红石坡刑场方向行驶,刑车经过的市区街道两侧挤满了为林青送行的贵阳贫苦市民和进步人士,国民党军警持枪拼命堵住群众,刑车只能缓慢行驶。此时,在监狱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的林青,站在刑车上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出卖国家民族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国民党军警为了封住林青的口,惨无人道地用刺刀戳穿林青的双腮卡住牙关,鲜血直流,不能说话。林青大义凛然,从容面对死亡……在红石坡刑场,林青在敌人清脆的枪声中壮烈牺牲,英年仅仅24岁。


林青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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