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毕节市史志办 发布日期：2015年01月09日 10:51 浏览次数： 533 文章字号: [ 大 中 小 ]

 

1933年初冬，林青、缪正元从上海回到毕节。他们从父母，弟妹，亲友中了解到，毕节并非沉睡。于是他们立即与秦天真取得联系，向秦天真等人介绍了汉口、上海等地的斗争形势和返回家乡建立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目的。秦天真详细介绍了毕节的抗日宣传活动和近期形势，三人共同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针对贵州和毕节的现状，反复讨论和研究了如何发动和团结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抵制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的办法和措施。通过讨论一致认为，毕节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对建立党的组织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应该成立一个合法的群众组织，用文学艺术的形式进行宣传，唤醒民众，在斗争中建立党组织，建立自己的武装。决定以学校为阵地，以进步师生为对象，以原有的进步力量为基础，团结广大的爱国青年和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成立“草原艺术研究社”，从开展文艺宣传人手，充分发挥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在外地参加革命的经验，以及拥有的文学、诗歌、绘画、音乐等特长，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毕节城区组织联络抗日救亡先进分子，为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打基础。

1933年岁末，“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下简称“草原社”)正式成立，参加的人员除了毕节中小学的部分学生和进步教师外，还有社会上思想进步的青年，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其中，深受封建家庭约束的女青年熊蕴竹、宁必恭、糜克义、邱在模、邱在陵等20多人受进步思想的熏陶、感染也参加了“草原社”活动。

林青、缪正元通过“草原社”的活动，对秦天真等人进行了严格的考察，认为秦天真已具备入党条件，决定先吸收其入党。1934年1月，林青、缪正元介绍秦天真入党，三人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并正式成立了毕节党支部，由林青担任支部书记。党支部成立后，根据实际情况和斗争特点，林青首先提出了四条行动纲领：一、发动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加强对“草原艺术研究社”的组织领导，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三、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四、继续设法与党的机关取得联系。

至此，毕节党支部在白色恐怖下，在革命极度艰难的低潮时期，以崭新的面貌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积极的革命活动，开创了贵州地下党斗争的历史新纪元。

中共毕节支部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根据党支部行动纲领，首先加强了对“草原社”的领导，对200多名社员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骨干力量；第二种是一般青年群众；第三种是来凑热闹的人。其骨干力量是徐健生、邱在先、邱在模、宁起鲲、宁起枷、熊蕴竹、王锡珍、邱在陵、王树艺等50多人。他们团结广大群众，采取公开或秘密的不同方式，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为使“草原社”发挥更大的作用，党支部为“草原社”明确了方向：要走出“象牙之塔”，要面向劳苦大众，要以宣传和教育广大群众为目的，而不是走单纯研究文学艺术的死胡同。并且在“草原社”内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读书会”等，以新文化运动为宗旨，提倡白话文和大众文学，阅读、介绍革命书刊。党员们还经常向大家讲解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亲自教唱《国际歌》、《马赛曲》、《春光普照》等革命歌曲。“草原社”第一次让《国际歌》在毕节山城回响、激荡。

1934年春节，党支部领导“草原社”社员赶排节目为群众表演。在每次演出启幕之前，先由歌咏队演唱《国际歌》，接着演唱由林青、缪正元、秦天真作词填曲的“草原社”社歌——《草原青年之歌》。歌词内容是：“草原青年，草原青年，努力、努力!光明在前，光明在前，向前进、向前进!”词曲简单好记、易唱，艺术性高，节奏感强，男女四部轮唱，唱起来扣人心弦。首次演出，雄伟而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台上台下一起唱，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

党支部还组织发动了两次学潮。一次是在毕节中学，有个学监在课堂上宣传蒋介石的主张，攻击和漫骂共产党，禁止学生的正当社会活动，反对招收女生等，引起了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不少青年学生的愤怒。党支部针对这一情况，确定在毕节中学发动学潮。秦天真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具体组织这项活动，由进步青年学生王树艺、高大光、瓦兆竹等组织发动，终于把这个反动学监赶出了校门，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另一次是驻扎在毕节的贵州军阀犹禹九部队的一名副官在毕节女子小学操场上公开调戏林青之妹李秀英，林青之弟上前干涉，被其用砖头打死。事情发生后，反动派不但不惩办凶手，反而还诬陷李秀英作风不正，将其开除出学校，致使李秀英含冤自杀。这件惨案发生后，引起了山城人民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无比愤怒，大家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制造这一悲惨事件的凶手。党支部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草原社”社员和青年学生为主，吸收其他进步人士参加，上街张贴快邮代电和标语口号，实行罢课和抬棺游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使得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反动副官撤职法办。这两次学潮轰动了整个毕节山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党支部也在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

党支部除开展宣传活动、发动学潮外，还根据党支部行动纲领，提出了要利用进步力量，组织发展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武装这一目标。

正当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党支部成员领导“草原社”开展活动的同时，曾在黔军周西成部担任过营长的毕节头步桥人范建章因不满军阀的统治，拉出200多人枪回家乡，在毕节、镇雄一带打富济贫。他们高喊“上等之人差我钱，中等之人莫照嫌，下等之人跟我走，一月给你块半钱”的口号，活动于滇黔边区。在毕节头步桥及范家院一带，范建章听说毕节城里“草原社”的活动后，便到毕节城里通过其亲戚刘海楼的介绍，找到了秦天真，与秦天真畅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之后，秦天真及时向党支部汇报了这一情况。党支部书记林青对这一情况非常重视，与秦天真一道，一次又一次找到范建章，与其长谈，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为穷人打天下的道理。林青的话语句句动人，推心置腹一片诚心，终于，范建章这个剽悍的军人，粗壮的硬汉动了情，发誓：“我们三个人要坚决斗争下去，如果只有一个，也要斗争下去，坚决跟共产党走。”表示愿把自己的人和枪交给革命、交给党支部指挥。

根据范建章的表现和对共产党的态度，党支部决定吸收范建章入党。1934年春，党支部接受了范建章的入党申请，由秦天真作介绍人，林青为监誓人，范建章举行了入党宣誓。至此，范建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毕节地下党有了自己的武装。之后，在党支部的安排下，范建章率部队在毕节对坡和云南镇雄一带活动，宣传共产党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扩大党在滇黔边区的影响。仅两个月时间，队伍就发展到500余人。

党支部在城镇开展工作的同时，还把注意力放到了农村，党支部组织人员深入到长春堡吴家屯、镇雄泼机等地，来到穷人中间问寒问暖，不嫌脏不怕苦，与穷人们一块吃一块住。田间地头，伴着犁田打耙的吆喝声，林青等党支部成员娓娓讲起人们从未听说的故事。在这家低矮的草棚，在那家烟熏火燎的火堆旁，十里八乡，颤悠悠的山歌在回响。

毕节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驻防毕节的军阀犹禹九秉承主子的旨意，积极筹划对毕节地区革命活动进行镇压。1934年5月，国民党二十五军防共委员会电令犹禹九逮捕林青及毕节地下党成员，国民党毕节县长史南候已下令抓人。秦天真从一位同情革命的国民党值班报务员口中得到此消息后，立即通知党支部其他成员。党支部决定，为避免损失，党支部成员和“草原社”骨干全部撤离毕节，立即转移去贵阳、安顺等地开辟新的活动阵地。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人便很快离开了毕节，转移到安顺、贵阳等地继续活动。一些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和“草原社”成员，在毕节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4年夏秋之交，邓止戈、黄大陆到贵阳后，黄大陆结识了进步人士尹素坚、谷友庄，通过尹素坚、谷友庄的介绍，邓止戈、黄大陆与在贵阳活动的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很快就取得了联系，并商量，决定以贵阳为中心，分头到全省各地去寻找社会关系，寻找职业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派人去上海，通过“左联”的关系找党中央。随后，邓止戈通过黄大陆的关系到黔军犹禹九部任参谋，不久随犹禹九部队到达毕节。

邓止戈到毕节后，根据在贵阳时林青、秦天真、徐健生等向他介绍的情况，很快与毕节一中的进步青年教师邱在先，青年学生杨杰、糜克蓉、宁必恭、高大光等人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在进步青年中灌输革命思想，发展和培养积极分子，依靠邱在先、杨杰等人，在学校组织“学生自治学会”，秘密地组织青年阅读进步书籍，并用“自治学会”的名义编写油印《合一》半月刊，宣传进步思想。邓止戈还为《合一》写了发刊词，以杨杰的名义发表。在邓止戈的教育、影响下，周道立、康庆长、罗应和等许多青年又走进了革命的行列，毕节的革命活动又蓬勃发展起来。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林青在遵义找到了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中央纵队秘书长吴亮平。经吴亮平介绍，林青见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中央局组织部长李维汉。林青向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介绍了贵州地下党从第一个党支部——毕节党支部成立以来的活动情况及组织建设情况，介绍了贵州地下党系列的40多名党员的基本情况。李维汉代表党中央对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建设和主要活动表示认可，对贵州地下党的工作表示满意，批准成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

省工委成立后，林青亲自挂帅，成立了由李光庭、王芸生、丁沛生、宁仿陶、喻雷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在安顺、炉山等地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1935年2月，中央又派特派员潘汉年到贵州传达中央指示：要贵州省工委在川滇黔边区搞武装，迎接来贵州的红二、六军团。林青还利用邓止戈、黄大陆在敌103师当参谋长和在犹禹九部任参谋的关系，搞到敌人密电码和军用地图，以及敌人有关作战计划，交秦天真转送中央特派员潘汉年。

这一时期，林青领导省工委通过党的外围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在贵阳地区开展“五四”十六周年和“五卅”十一周年纪念活动，在各校“读书会”、“社研会”、“文研社”等进步团体中讲解《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本原理，亲自主编妇女进步刊物《惊蜇》，在斗争实践中采取积极慎重、个别吸收的方针，不断发展党员。到1935年4月底，黔西、毕节、织金、赤水、习水、思南、安顺、遵义和贵阳地区先后建立了地下党县工委、支部或党小组，初步形成了党在全省的工作体系。

1935年7月19日贵阳山城发生了震惊全省的“七•一九”事件，省工委书记林青，省工委委员刘茂隆先后被捕。林青在狱中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合唱》这首诗，抒发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对党的思念。在狱中，有一个看守董亮清的人，是与党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当他打听到林青、刘茂隆二人是贵州地下党的负责人时，就决定设法营救他们。面对机会只有一次，生与死的选择，在相互推让中，林青毅然坚持留下，把生的希望让给了战友……1935年9月11日，林青在贵阳英勇就义。

1935年8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工委的安排，邓止戈接受了到川滇黔边区搞武装的任务，第二次来到毕节。邓止戈到毕节后，一方面努力做争取武装的工作，一方面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此时，在毕节继续活动的邱在先、杨杰等及时向邓止戈汇报了邓止戈离开毕节后“草原社”社员继续坚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特别汇报了毕节中学校长李仲群，思想进步、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对国民党反动派极为不满，公开支持学生、教师的爱国行动的情况。邓止戈掌握了这些情况后，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继续以学校为阵地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10月，经过认真的考察和实际工作的考验，邓止戈发展了邱在先、杨杰入党，成立了党支部，由邓止戈任书记，杨杰任组织委员，邱在先任宣传委员。至此，中共毕节地下党又一个支部宣告成立。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毕节抗日救亡等革命活动又蓬勃发展起来，很快进入高潮。到1935年冬天，邱在先、杨杰又发展了周道立、罗应和、康庆长入党，毕节地下党组织日益壮大。

1935年4月，蒋介石为加强对中央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和红二、六军团的围追堵截，以及对地下党的活动进行控制、清剿，在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的黔西北地区设置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统辖毕节、大定(大方)、纳雍、黔西、织金、威宁等县，并特调江西“模范专员”——江西德安第四行政督察专员莫雄到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专员兼保安司令。为便于工作，莫雄把江西德安专署科长以上全班人马搬到毕节。打入莫雄部任德安专署司令部参谋长的中共中央特科成员卢育生等地下党员，也随莫雄一道来到毕节，任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总务科长和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卢育生根据莫雄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时，被蒋介石撤去师长职务，闲居期间与中共地下党有过密切接触，是共产党的秘密朋友以及在德安任专员期间，同我党默契配合的情况，多次做莫雄的统战工作，使莫雄在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挺进黔西北、创建根据地时，率领其专署要员，采取消极抵抗，是夜撤出的办法，积极配合毕节地下党迎接红二、六军团顺利进占毕节。

深入虎穴肩负重任的卢育生，还机警灵活地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开展活动，出色而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遏制敌人的军事行动上，他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想尽千方百计与专门执行剿共任务的敌师长陈光中接近，根据陈好酒贪色的特点，设法让其整天迷恋和沉沦在花天酒地之中，很少有心思从事“正业”，置“剿共重任”于不顾，大大地削弱了敌人对游击队和红二、六军团向黔西北进行战略转移的军事压力。

卢育生利用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亲自掌握一部无线电台，白天公开向上方报告“剿共”、治安等情况，夜晚则秘密向党中央传递重要情报。卢育生还巧妙地利用总务科长的身份，借购油盐柴米等机会，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各方面的调查。在了解到毕节地下党和“草原社”的活动情况后，便通过招聘雇员的办法，将“草原社”骨干宁起枷和出身于贫困家庭的进步知识青年尹司农等录用到专署工作，安排在自己手下，并通过他们经常到“草原社”骨干宁起鲲、林绍铭等举办的“我们的读书室”进行秘密活动，向大家讲解马列主义理论，分析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1936年2月，在红二、六军团进占毕节的前夜，卢育生随莫雄“弃城而逃”，继续为党从事秘密工作。

以邓止戈为书记的党支部建立后，在以学校为阵地，继续领导“草原社”成员开展活动的同时，积极开展联系地方武装的工作。此时，地下党掌握的武装队伍领导人范建章遭敌人杀害。1935年秋，邓止戈派地下党员康庆长多次到大定(大方)、打鼓新场(金沙)等地寻找中央红军留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康庆长机智地通过国民党和地主土豪民团的包围，在金沙白腊坎找到了纵队政委余泽鸿和女干部阚土英等，取得了联系。

党支部书记邓止戈曾于1934年在贵阳活动时，通过黄大陆的关系，认识了当时在王家烈部任营长的赫章人席大明。席大明出生于赫章县哲庄乡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在功课之余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最初只是为了保卫家业，成为席氏家族武装的首领，后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影响下，与其兄席大宣、堂叔等人前往大定(大方)投军，先后任国民党滇黔联军第八军第五纵队李家勋部排长、副营长、营长及黔军第六师毛光翔部营长等职。席大明秉性刚直，常为百姓抱不平，对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苦百姓深表同情，先后采取一些限制和打击地方恶霸的做法和救济穷苦农民的措施，使获益得救的穷人赞不绝口，而土豪劣绅深感畏惧。席大明经常带领队伍打富济贫，因而受到贵州军阀周西成部的清剿，他还率部攻打云南镇雄县城，因此被云南省主席电告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席大明为滇黔边境惯匪，久拿不获，请解法办。”后得毕节友人周稚九相救才幸免于难，但席部被解散，席成了一名编余副官。邓止戈、黄大陆对席大明的处境十分同情，遂找机会向席大明介绍形势，及时宣传共产党反蒋抗日的主张，还送给他手枪两支，子弹200发，鼓励他回家乡继续搞武装。这样，席大明回到家乡，重振旗鼓，招兵买马，发展武装，到1935年6月队伍发展到500多人枪，国民党当局多次派兵围剿都未能得逞。1935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转战赫章，与席大明取得了联系。所以，邓止戈第二次回到毕节后，很快就找到了席大明并掌握了这支武装。

另外，党支部通过积极而慎重的工作，还与周质夫、阮俊臣等地方武装取得联系，争取到这些武装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为后来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创建根据地、壮大队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l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向黔大毕进军，毕节的国民党军政头目和地方土豪劣绅胆战心惊，坐立不安，纷纷向国民党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献计：停止派兵对席大明部围剿，招安席大明借以防堵红军，让红军来削弱席部，一箭双雕。莫雄采纳了士绅们的建议，派人招安席大明，委以“保安团长”、“清乡司令”等职。席大明没有被高官厚禄的“优厚”待遇所诱惑，而是立即去找邓止戈请示对策。邓止戈经过认真的分析，决定让席大明“将计就计”，假以接受“招安”，借机把队伍开到毕节接应红军，向莫雄提出要提供子弹、粮饷才能接受招安。席大明完全赞同邓止戈提出的意见，随即把“招安”的条件告诉莫雄，莫雄欣然应允，并派人给席部送去10箱子弹，500块大洋，给席部官兵发了一个月的薪饷。这样，席大明乘机把部队开到了毕节。红二、六军团进占大定后，邓止戈写信派人送去大定，把这一情况告诉在大定的红二、六军团首长。1936年2月9日，当红军逼近毕节时，莫雄按上峰电令，命席大明率部到城南归化、梨树坪、头步桥、梓桐阁一带布防，自己则带领卫士撤离毕节，有意避免与红军作战。(莫雄因此被蒋介石以“弃城而逃”的罪名撤销职务，解送南京。)结果，红军先头部队一到，邓止戈密令席大明以红披毡为标志，派人前去接洽，双方各自对空放了一阵空枪，表示接上“火线”，随后，席部假败后撤，并迅速控制了俯瞰全城的虎踞山，接应红军长驱直入顺利进占了毕节。

地下党在联系、争取席大明部配合红军入城的同时，对另两支反蒋武装周质夫部和阮俊臣部也积极联系、争取，在红军到达毕节后，这两支武装先后率部与红军会师，后与席大明部一起被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转战南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另外，地下党在得知红二、六军团向黔西北转移的消息后，省工委交通特派员徐健生由贵阳赶到毕节，及时与邓止戈取得联系，和邓一道积极组织“草原社”成员，分成若干小组，分头深入到毕节城内商号、餐馆和群众中开展工作，迎接红军入城。一些有名的商号及“新邢”、“庆泰昌”、“少白楼”、“一枝春”等大餐馆，地下党都派人去做工作，宣传红军是劳动人民的军队，爱护百姓、买卖公平、抗日救国，动员商号、餐馆在红军到来之后，照常营业。

结果，红军来到毕节时，受到广大群众的结队欢迎，商店、餐馆照常营业、秩序井然。省工委委员邓止戈与省工委交通特派员徐健生向六军团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夏曦汇报了毕节地下党活动情况及毕节各阶层的情况，为红军打土豪分浮财提供依据。邓止戈还派地下党员杨杰等配合红军成立的中心县委开展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工作。

在毕节地下党的有力配合下，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红军在毕节期间，全区先后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红军撤离毕节时，支部书记邓止戈与徐健生商量，决定邓止戈同红军一道北上，徐健生回贵阳活动。由于情况紧急，邓在离开毕节时，未能与其他党员取得联系。因此，杨杰、康庆长、邱在先等，为避免暴露，分别寻找职业作掩护、隐蔽待机活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