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1、传世彝文古籍的抢救与整理；2、民族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开发；3、西南夜郎民族历史文化的内涵评估；4、黔西北赫章可乐与威宁中水文化遗址的界定。

　　近20多年来的研究经验证明，我国民族历史文化古籍与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性合作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例如我国的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所和东京文化研究所的合作、秦俑博物馆与德国关于秦始皇兵马俑彩绘保护的合作、国家文物局和陕西文物保护中心与意大利政府和德国的合作等一系列项目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国际友好合作的成功范例。这些合作项目的成功，解决了我国民族历史文化古籍遗产保护中的一些重大难题，培养了一批民族文化古籍遗产保护的科技队伍，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我国民族文化古籍遗产保护水平的提高和进步。过去的经验证明，要加快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古籍遗产保护的水平，我们要走国际友好合作的道路是非常必要的。

　　一、就我国彝族而言，分布的地区较广,文化古籍遗产盛多,她在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自古以来就是长期使用并至今还在通行成熟表意文字的唯一民族。用这种特有的表意文字撰写的典籍卷帙浩繁，涉及内容广泛，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特别是对当代的彝区文化脱盲与经济发展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千年来的文化典籍足以和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文献典籍媲美，这些文献典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彝学界的普遍关注。自从著名的彝汉学家丁文江的《爨文丛刻》翻译出版问世以来，国内外彝学界就一直都在致力于搜集与研究彝文典籍中的学科领域，许多年来的中外彝学界已在这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国内有许多地方及高校已编译研究出版了不少珍贵的彝文典籍史料。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近年来各地对彝文典籍的收藏保管现状与彝文典籍的价值极不相衬，因此，呼吁各有关行政部门应重视在原有的彝文文献翻译研究项目的基础上划拨一定的专项经费，投入对彝文典籍实施及时的抢救与整理。对彝文文献应要组织有关人才来作好全面统一的收藏保管，使之起到最佳研究应用的作用。

　　1、此项历史性的工作曾经北京、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区的有关专家及领导们的多次研讨后，一致认为在贵州、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翻译研究机构内应当集中设立古籍文献收藏与保管中心,这些机构的建立有着如下的研究意义：

　　2、彝文是连续使用时间超过数千年并至今仍通行的表意文字，这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具有唯一性的一种研究文本。在几千年来的历史长河中，汉文与彝文由于同属于都是表意文字，因而曾发生过错综复杂的互动过程，传世彝文典籍所反映出来的彝文文字中的流变史实，自然成了深入探讨汉字演化不可多得的辅助资料事实。无论是在表意文字的理论探讨上，还是在当代通过表意文字的人机对话上，在当今的世界里，除汉字外，仅有我国彝文才能发挥其这一资料价值。

　　3、传世彝文典籍所记载的内容涉及面极广，如天文、历史、地理、数学０、医学、生物学、政治、经济、文学、文艺理论、歌谣、长诗、短语、军事无所不包。其中尤其是有关川、黔、滇、桂四省区的历史文献及文物资料、历史地理资料、特种动植物资料、灾变资料等都很丰富，有很多资料还填补了汉文典籍和其他少数民族文本资料无记载之空缺。就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生态学、地理学、气象学、水文学等都很需要彝文资料典籍的辅助，若是离开了就难以查找上述地区的可凭历史资料的考证，我们要深入研究彝文典籍，才可以为推动上述学科领域内的研究奠定坚实的资料基础。

　　4、以往对研究我国西南地区的各民族历史时，大多都是长期以来依赖于汉史文献典籍资料，除个别地区可借助藏文、傣文、纳西文典籍资料外，宽达近五十万平方公里地区内还涉及到二十多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除汉文典籍外如今只有彝文典籍才能提供其可凭的文本史料。我们若是不深化对彝文典籍的研究，对这二十多个民族的历史研究，就只能停留在单纯依赖于汉文典籍的水平上了。

　　5、彝族是一个跨境区的民族，在东南亚地区的各国中，如今都还有一定数量的彝族人民在使用彝文。因为历史上的彝族南诏国、罗甸国等都曾对东南亚各国产生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至今尚有残存。若不深入研究彝文典籍，当代的许多跨境纠纷在处理时就会很难找到可凭的文本资料史实。彝文典籍的研究，也是深化对东南亚各国开放必备的前期准备。

　　6、彝文典籍中收藏的有西南各民族有效利用所处生存环境资源的资料史实已不少，这些资料的史实中都蕴藏着大量生产与生活方面的智慧技能和经验，是当代西南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借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必备组成部份，对于深化彝文典籍的研究，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和各民族现代化建设的必需环节。

　　7、有鉴于上述彝文典籍研究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建议有关部门理应重视并拔给专项资金，目的就是要启动高层次的彝文典籍的集中保管与搜藏研究应用，使其能成为“十一五”期间刻不容缓的西部地区民族古籍文化中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规划项目之一，且事关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问题，建议有关部门理当重视对这一西部地区民族古籍文化中的重大科研领域并请给予专款资助立项研究。

　　二、对彝族典籍文献抢救的紧迫性。在历史上彝族形成过较大范围的地方政权（如南诏国、罗甸国等），也形成过统一的宗教社团，所以彝文典籍也像藏文典籍那样由寺院和地方政权集中收藏与研究过，彝文典籍在历史上也像蒙文典籍那样由地方政权收藏与利用，更像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典籍那样由宗教机构统一收藏与利用过，在过去的年代里也由历史上的各土司家支的布摩靠一个人的力量来分散收藏与研究过，随着土司制度的改体和民主改革的实现，彝文典籍的收藏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力量的支撑，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基本上散失和残损极其严重，尽管传世彝文典籍虽是卷帙浩繁涉及内容广泛，也很难让世人对其彝文典籍进行全面认识，典籍的价值虽然极高，但却无法实施有效的协调研究，典籍文本的保管水平也极为低下。现将把目前国内各有关学术单位已经收藏到的彝文典籍数量叙述如下：云南省属机构已经收藏的有500多卷，楚雄的收藏有1700多卷，红河州收藏有300多卷，玉溪地区收藏有400多卷，昭通地区收有200多卷，曲靖地区有400多卷，贵州省属机构已经收藏有3000多册，毕节地区收藏有4400多册，六盘水市收藏有1240多册，另外贵州拓印有彝文金石铭文近300余幅。四川共收藏有1700多册。广西收藏有10多册。北京地区收藏有680多册，中山大学收藏有50余册，南开大学收藏有4册。全国已收藏的彝文典籍总数达15990多册（卷）。但据彝族地区的实地调查获知，目前存世的彝文典籍总数超过已经收藏总数的近十倍，尚有十万件急待收藏，即使已经收藏的彝文典籍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和部门，各单位提供的保管经费和后续收购经费均严重不足，各收藏单位都缺乏现代化的保管设施，使用时无法互通有无、从而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益。据此，集中划拨大笔经费，建立统一的现代化保管机构和协调使用研究机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否则流传于民间的十数万册彝文典籍就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皮底下化为乌有，已收藏的典籍也会因保管不善而严重毁损，即使得到妥善保管，也会因为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而成为死资料。

　　传世彝文典籍绝大多数均为手稿或传抄本，仅有几个地区发现雕版印本，甚至是套色雕版印本，如贵州毕节、威宁、赫章、大方的彝文木刻雕版，云南玉溪地区元江三马头的彝文墨印刷木刻版块等，这些都是西南地区发现的珍贵彝文木刻版，它对研究彝文印刷史和刻印技术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换句话说，存世的彝文典籍百分之七十以上均属国内外孤本，一旦毁损或丢失，就意味着该份典籍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了，对抢救和保管好这些典籍责任极其重大。然而时下的保管条件却令人堪忧，一方面目前保管彝文典籍的大多数单位，都位于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的我国南方地带，防霉、防湿、防蛀条件不理想，都会导致这些稀世珍宝霉变、毁损，以致于无法修复甚至无法通读。至于散落民间的彝文典籍其保管条件较差，另一方面是彝文典籍的书写材料种类极其繁多，如竹简、布帛、手抄纸张、羊皮、牛皮、石刻、铜器铭文等无所不有。书写材料不同，容易导致毁损的因素也不同，需要区别对待，并尽快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然而时下的彝文典籍收藏机构仅仅只是按照一般图书的收藏去进行上架保管，这显然不能满足彝文典籍的长期保管需要，急需建立现代化保管机构来进行集中规范保管，这样才能使这些典籍不至于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毁损。再一方面，保管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研究，而目前存世的彝文典籍大多久历年岁，都已超过了正常保管期限，加上原先的保管条件极差，残损极为严重，轻则翻阅时都要格外小心，重则一页书自然断裂成几段，需要页面拼合才能阅读，正规收藏之前都需要一段艰巨的修复过程，这样的修复工作，一般文物工作者还不能胜任，必须是精通彝文的文物工作者才能胜任，时下这方面的人才奇缺，若不把人才集中起来，建立统一的机构，连基本修复工作都无法展开。另一方面，彝文典籍的内容广泛，彝族人民对这些典籍有自己的分类体系，但这些分类体系并不统一，以至于时下收藏彝文典籍的单位只能按入库时的流水号来进行编目，这样一来造成了检索上的极端困难，若不建立建全统一的机构按照彝族传统的归类办法，对入库典籍进行科学归类收藏，即使收藏再多的彝文典籍也难以发挥其实效。最后，为了使传世彝文典籍原件能超长期的保存下来传诸后世，已入库的彝文典籍原本，理当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为触动，这就需要动用现代化科学手段，通过摄影、录像、扫描等的有效方法，为原件复制供使用者查阅的副本，这一浩繁的工作，也只有建立统一的机构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全面开展。总之，传世的彝文典籍已经到了久历年岁，若不及时抢救，势必愧对 先人贻误后世的关键时刻了。

　　对于彝文典籍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宝，也是世界性的珍宝，但作为彝文典籍的原产地——大西南，我们对彝文典籍的收藏与研究都占有优先权和主动权的地位，然而这种优先权和主动地位的取得，是要在与外国同行和政府部门争时间抢速度的基础上取得胜利后才能确保。所以我们要与外国同行争时间抢速度，目前我们正面临三大严峻挑战。一是我国现行的民族文物等级认定还未规范极不完备，文物等级认定基本上是按汉语文物为基础作出的规范，无法与彝文典籍的等级认定相兼容，以至于国外学人甚至是投机商能轻而易举地将彝文典籍携带出境，转手倒卖，这样的事件时有风闻，但未引起海关的充分注意，若不建立统一的机构来及时定等级认定规范，彝文典籍被倒卖的事件将会愈演愈烈，二是时下对彝文典籍的全面研究极不充分，传世彝文典籍中究竟有多少对我国边疆稳定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我们没有底数。已经流散国外和即将流散国外的彝文典籍中究竟有多少影响我国边疆安定的因素，更值得高度关注，如不设置集中统一的机构，抢先全面清理尚在国内的传世彝文典籍，一旦国外势力利用流散到国外和即将流散到国外的彝文典籍制造麻烦，我们将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资料储备，当然也就无法应对并进行有效的攻击。我们只有赶在国外研究力量之前全面系统的掌握传世彝文典籍的面貌，才能确保我国边疆的安定和各民族的团结。三是彝文典籍不仅在我国分布，在东南亚的分布面也不小，如近年来的云南省玉溪地区新平县民委就从东南亚购回一部份彝文典籍。鉴于在历史上彝族（南诏国、罗甸国等）以及有关土司势力曾一度伸入到东南亚各地，而部份东南亚各国的居民也曾接受过彝族（南诏国、罗甸国等）以及有关土司的荫庇进入我国国内从事社会经济活动，致使我国和东南亚各国的跨境地带留下了许多资源及产业上的纠葛，甚至是政治纠纷，类似的材料不仅在我国的彝文典籍中有保留，在东南亚的彝文典籍中也会有所记载。对国内彝文典籍中涉外内容部份要抢先清理，对国外散流民间的彝文典籍要抢先收购，乃是我国深化对东南亚各国开放中确保主动权的先决条件。

　　上述几方面的情况充分表明，我们要在各地都建立有翻译研究机构的基础上再建立一个统一的彝文典籍保管和研究机构中心，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若错过了时机，将会给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古籍文化的开发定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三、我国原本就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最多而且也是最为丰富的大国，但客观地说，我国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水平还相对落后，与遗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长期以来，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特别是在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内，没有形成过具有普遍共识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学科研究方法、人才培养的模式、学术内涵和主流学术方向等。我们知道，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依赖于本学科领域内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和进步，学科与基础科学的确立是基于特殊性问题之上凝练出来的普遍性问题，对这些普遍问题的不断探究将会促进这个民族的学科沿着正确的方向进步，不断涌现出新的具有重大影响和应用前景的民族学科学术成果。在我国，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长期以来被当成一门技术，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对保护的理解具有较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长期强调抢救性保护，则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被理解为一种临时补救式的工程措施，忽视了对民族历史古籍理论与民族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这已成为制约我国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瓶颈。

　　1、整体而言，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还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较少借鉴和参考国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研究成果，这种状况影响了我国各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速度。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在一些国家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系数成熟的保护理念、保护研究方法和保护程序。我们要尽快摆脱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落后局面，就应当通过开展国际性的友好合作，引进国外文化遗产的先进成果。

　　2、值得欣喜的是，我们在近20多年来的保护国际合作中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培养了一批专业能力较强、外语好、并对国外历史文化遗产发展状况有深入了解的人员。我们已不再是当初的“为了合作而合作”以及国际合作就是要求国外资金援助等简单的国际合作思路了，我们已从盲目的国际合作步入了理性的、有目的的国际合作时代。20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凡成功的国际性合作，都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明确的合作目标是一个国际性合作项目成功的前提，例如《中国彝史文献通考》、《夜郎史传》等研究项目就是这样的例子。二是我们要有相应的人员和必要的文物保护研究设施；三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民族文化保护的合作关系；四是民族文化保护合作的双方要熟悉彼此的技术力量和设备情况等。20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国际性的合作不仅能够解决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技术难题。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国际性的合作，用这种难得的合作机遇培养我们的民族保护人才，要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培养民族人才计划，培养出一批了解国内外先进技术和发展趋势的民族人才。同时，还要注重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方法，注重引进技术和必要的设备，通过国际性的合作，快速形成我们自身的西南夜郎民族科研实力和自我创新的能力。

　　3、还要注重国际合作的方式，除了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外，合作的双方都应当配备相应稳定的民族技术人员来组成项目组，建立起定期的工作时间和交流机制，还要注重成果的宣传和信息的交流，注重在国际上发表和传播我们西南民族科研成果，不断扩大我国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力，特别是我们西南夜郎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影响力。

　　4、在西南夜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内开展国际性的合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尊重人类历史的国家和人民都愿意携起手来共同保护人类自己的文化遗产，多年来我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主动寻求国际性合作的机会，我们西南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不少，更多项目都需要合作。例如，贵州赫章可乐的铜鼓与铜釜文化保护研究；古夜郎国铜鼓与铜釜的铅同位素考古文化保护研究；云南曲靖地区的青铜文化保护研究；云南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保护研究；贵州威宁中水的青铜文化保护研究；赫章可乐古代地方土著民族葬俗文化保护研究；石寨山文化葬制的考古保护研究；西南各民族民间传说与考古文化保护研究；西南各民族对古代铜鼓神话传说等的保护研究；西南彝族的铜鼓礼俗与铜鼓神话中的铜鼓王的保护研究；贵州苗族铜鼓文化保护研究；贵州布依族铜鼓文化保护研究；贵州水族铜鼓文化保护研究；西南彝族典籍文化与碑刻传承的保护研究；西南各民族歌舞文化的传承、保护、开发与利用的研究。西南各地要做好对民族文化事业的保护工作，才能开发国际性的投资合作保护研究，有了国际性的投资合作保护研究，我们的旅游业发展也就大有希望了。

　　5、西南夜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国家和民族对本民族历史的尊重，能够折射出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西南夜郎民族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和交流能够扩大中国西南民族文化遗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是加深各国人民对古老中华西南民族文明了解的一条重要途径，在增进各国人民的民族文化交流与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友好的国际合作定会加快对我国西南夜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科研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促进我国西南夜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国际化进程。

　　6、西南夜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门在正确的保护哲学理念指导下，又通过多学科研究分析，最后实施保护决定的综合性西南民族科学和技术性的开发利用，绝不是简单的保护行动。西南夜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决定了西南夜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和不可失败性，加之我们西南丰富的夜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保护所面临的任务又十分紧迫，种种因素都要求我们加快提高我国西南夜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科技水平和能力，我们应当将国际性的合作作为发展和提高我国西南夜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水平的一项战略措施。通过国际合作，我们在保护理念、保护的西南民族科学和技术、信息成果交流、保护西南民族人才培养等多方面汲取知识和经验，使我们珍贵的西南夜郎民族文化遗产得到更加妥善的保护，使之能久远地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四、西南夜郎民族历史文化遗址的堆积与内涵甚多。例如威宁中水遗址所蕴藏的西南夜郎古文化堆积状况及其内涵情况，通过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发掘所获得信息量的增加、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我们今天的总体认识和把握，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弄清了威宁中水西南夜郎民族遗址文化堆积的分布范围，以往多以威宁中水的四面坡地为限，近几年的进一步工作表明，西南古代民族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整个威宁中水坡地，这不仅为界定原始西南夜郎民族聚落的面积、形态以及威宁中水西南夜郎民族遗址在不同时期的功能性质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制定威宁中水西南夜郎遗址保护规划、实施有效保护和考古研究工作的可持续开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定位条件。

　　1、据新华社贵阳2006年4月12日电（记者秦亚洲 吕国庆）报道：为了揭开因成语中的“夜郎自大”而家喻户晓的夜郎古国的神秘面纱，近几年来，我国考古学家的脚步，停留在云贵高原北部的一个名为中水的山间小盆地里。这预示着西南古夜郎国考古“主战场”已再次转移到贵州（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

　　2006年年底，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镇境内的数种不同时期文化类型遗存，已进行了3个多月的考古发掘，收获丰厚。专家们认为，这次发掘，可以初步建立起贵州西部乃至云南东北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系列。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红光博士说，西南夜郎考古的重点区域，今后一段时间，将从黔西南地区转移到贵州西部的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地区。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些西南夜郎文明虔诚的追随者们，已经和他们魂牵梦绕的西南夜郎王在这两个地方进行了“非正式会晤”，但至今未能目睹西南夜郎王都的“庐山真面目”。

　　另外是根据普安铜鼓山遗址，贵州省考古专家先后两次在位于贵州西南部的这处遗址中发掘出了2000件左右文物，其中用于铸造铜器的石范和陶模有100多件。经过多年的研究发掘后，又有学者认为普安铜鼓山是西南夜郎时期的“兵工厂”。

　　其后又是赫章可乐考古，考古学家于1977年和2000年两次在赫章可乐大规模发掘出了300多座古夜郎时期的土著民族墓葬，出土2000多件文物。尤其是2000年，赫章可乐土著民族墓葬群出土了大量被专家认为极具价值的属于古夜郎时期的文物。这一考古发现，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据彝史文献考证，这里在秦汉以前是古夜郎王的一个重要城镇，也是古夜郎时期的一个中心区域。

王红光博士又说：“贵州省自正式成立文物考古研究所伊始，就把黔西南作为夜郎考古的重点区域。虽然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但是对古夜郎的研究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从2000年开始，西南夜郎考古的重点区域已转移到了黔西北的赫章可乐与威宁的中水，并在两处发掘了上百座古夜郎时期的土著民族古墓葬。”

　　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九十年代以前的贵州，对夜郎考古发掘文物有3300余件，包括一些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西南青铜器文化。但是，对于古夜郎国的主体民族、经济形态、中心区域和存在时间等夜郎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仍然莫衷一是。

　　近年来，随着田野考古和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西南考古学家们的目光转移到了距赫章直线距离约30公里，距云南昭通直线距离约10公里的威宁中水。

　　西南考古学家们去年年底又在威宁中水有重大的发现，使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激情澎湃，踊跃参与。国家文物局也希望在威宁中水进行3-5年的全面细致的区域性的夜郎考古调查与发掘，以期重大突破。

　　据有关专家披露道：“联合考古队将于近期对威宁中水进行再次发掘考古。”

　　其次是在威宁中水划分遗址考古的层位上，也经历了从最初前几次考古发掘确定的上、下两个文化层，进而第六、第七次考古发掘确定的上、中、下三个威宁中水文化层，到最近第八次考古发掘进一步确定的自早而晚的一期（下层）、二期（中层）、三期（上层）、四期（上层上）的四个文化层的过程考古。

　　在认识中水遗址所包容的文化内涵上，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将威宁中水遗址所获资料笼统地纳入新石器时代文化，到上世纪70年代将中水遗址考古层位的下、 中、上三层的所有内涵统归于赫章可乐文化之中，把三层作为该文化持续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赫章可乐遗址、威宁中水遗址的相继发掘和研究后，又有不少专家再一次对威宁中水遗址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新的区分。目前根据威宁中水遗址第八次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威宁中水遗址文化内涵从早到晚期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即一期文化遗存（也称下层文化），认为目前所揭示的威宁中水文化还不充分，所获资料还相当有限，以红色陶器为主要特色，可以看出该内涵同二期文化遗存的差异性和可区分性，这主要反映在陶器的烧造工艺和器物组合状况方面。同时该内涵的一些文化因素同赫章可乐较早的文化遗存有相似之处，我认为有可能属于同一类文化。由于一期文化遗存所积累的资料还相当不足，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给以详细的划分和界定。

　　第二类是威宁中水的二期文化遗存（也称中层文化）。二期中水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所发现的众多遗迹、墓葬还存在着相互叠压和打破的关系。陶器群物多数以灰黄色为主，器物的组合形式相对稳定，并可以进行更细的时段划分，这又表明威宁中水文化遗存具有相当稳定、并有轨迹可寻的发展时间性。同时，与此相同的文化遗存还有赫章可乐文化遗址的考古。据此可以将它明确地界定在一个考古学文化中的——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考古文化之内。因而，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考古遗址的二期文化遗存是构成赫章可乐古夜郎时期考古文化的主体。

　　第三类是三期威宁中水文化遗存（过去被划归为上层文化，据第八次发掘层位关系上看，过去的上层尚可作更细划分，为了区别，也称上层下）。这类遗存遭受破坏较为严重，资料欠系统。根据目前所积累的资料，可以看出与此相类同的文化遗存尚有赫章可乐遗址的上文化层相对。

　　特别是赫章可乐遗址撩开了夜郎文化的神秘面纱后，夜郎真的值得“自大”。赫章可乐遗址发掘入选“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众多专家以“夜郎神秘面纱从此逐步被揭开”来评价此次考古的重大发现。

　　据有关研究人员介绍，此次发掘的330平方米的赫章可乐遗址范围内叠压着81座墓穴，其中将铜釜套于死者头上的“套头葬”等奇特葬式，在国内外都绝无仅有。考古专家称，目前怀疑这种葬式与当时的地方土著民族宗教有关。

　　考古所研究人员李飞说，在此之前，“夜郎”是一个被历史涂抹了2000多年的名字，“夜郎自大”成了夜郎留给今日贵州的唯一烙印。从赫章可乐遗址上规模宏大的墓地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车水马龙，盛极一时的古代夜郎时期的都城。考古所副所长宋世坤研究员说，墓葬的年代应为战国至西汉时期。通过精美的夜郎时期青铜器皿可判断，当时的夜郎民族已熟练掌握了青铜器冶炼和制作技术。从此也可推断，远在2千多年前，我省西部地区的广大民众就已经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主要阶段而进入“文明时代的时期”了。

　　第四类是威宁中水四期文化遗存（也称上层上）。揭示的也不充分，这类文化遗存在前七次发掘资料中，曾见于扰乱层（表层），有的混杂于上文化层中。以印纹硬陶为主要特征，并发现与原始瓷共存。这类遗存最初见于赫章可乐遗址的上文化层。之后由于赫章可乐文化遗存的发掘，便使这类遗存的文化属性得以显见。现在已经较为明确地知道了的是：这类文化遗存已基本上进入了贵州的青铜时代，笔者认为以上文化可称之为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考古文化。

　　上述这四类（四期）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考古文化遗存，它主要反映出了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考古遗址的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与文化性质中的不尽相同的四种文化内涵特点。

　　五、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文化遗址的年代界定。在威宁中水遗址的四种土著民族文化内涵中，过去经过科学测试的年代数据不仅相当有限，甚至还有较大误差。近些年来通过赫章可乐等遗址新的取样测试和校正后，对威宁中水遗址与赫章可乐文化内涵的绝对年代界定已经较为明确。

　　例如一期（下层）威宁中水文化遗存，自身没有测定数据，参照赫章可乐遗址下层的碳测数据，其年代为距今2000—3000年间。一期威宁中水文化遗存以红陶系为主，接近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仰韶时代诸文化的共同特点，其中的赫章可乐陶釜，在整个西南民族文化遗址中未曾见有相似的因素，因此在年代上亦无相近，我们推测其年代下限应不晚于距今2000余年。

　　二期威宁中水文化遗存，即赫章可乐文化的测定年代过去只有两个数据，其一为古夜郎的年代，另一个为动物骨髂的年代。这两个数据与经验相对年代判断差距太大，明显偏晚。近几年来贵州省有关科研单位选送几个木炭标本进行重新测试并经校正其平均值为距今2300—3000余年。参照与此同类的赫章可乐遗址下层晚期灰坑出土陶片的热释光来测定年代，也与赫章可乐古夜郎国文化早期的年代相近。威宁中水文化以灰陶、灰黄陶系为主，也接近于我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诸文化的陶艺特点，根据赫章可乐遗址界定该时期威宁中水文化遗存中存在的众多灰坑、墓葬等的相互叠压和打破关系上来看，它表明了其间尚可进行不同时期的年代划分，但总的年代跨度大体可界定在距今2200—4000年左右。

　　三期威宁中水文化遗存与赫章可乐文化遗存相似相同之处甚多，笔者认为可称黔西北赫章可乐文化，其相对的威宁中水文化年代介于赫章可乐文化与我国川滇文化和黄土仑文化的早期之间。根据赫章可乐遗址1989年和2004年两次选送木炭标本的测年数据，这些数据的校正年代范围（一个标准差）为距今2500—3400年，基本上反应了赫章可乐遗址的年代范围。因此，赫章可乐遗址三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跨度大体可界定为距今2500—3400年间。

　　四期威宁中水文化遗存，即赫章可乐文化遗物，碳测数据只有按1978年发掘黄土仑遗址出土的木碳标本为准，经树轮校正其年代为：3470+_220B.P。这个数据可反映贵州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文化遗址中的墓葬年代，据出土物特征应属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文化的早期阶段。而原始瓷器的出现，则当属威宁中水文化的晚期阶段，其特点接近于江浙地区西周早期土墩墓出土的同类物。因此，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文化的绝对年代跨度大体可界定在距今2200—3500年。

　　六、赫章可乐与威宁中水民族文化遗址的价值评估。赫章可乐与威宁中水文化遗址自1976年发现以来，历经了9次的科学发掘，尤其是通过2004年的考古钻探及局部发掘后，对该遗址的文化堆积状况以及内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前八次考古发掘的资料，以简报、报告、专家论文专稿形式已经发表，涉及到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群遗址与云南有关区、市、县的研究论文就有上百余篇。在此期间，与该遗址相类同的其他遗址，如云南青铜时代考古遗存迄今在云南全省88个县（市）发现了307处，出土文物几万件。其中青铜器物就有2万多件，这些器物多数都分布在滇池区域、红河流域、洱海区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等地区，通常以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为代表性的整个云南考古。另如云南昭通西汉螳琅山统辖手印的考古发现、云南河口汉代一字格青铜剑的考古发现、贵州威宁中水遗址、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群遗址、福清东张遗址等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也相继展开，并发表了众多的研究成果。随着学术界对赫章可乐与威宁中水文化的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入，赫章可乐遗址的历史价值与科学价值，得到不同学科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评价。

　　1、赫章可乐是最早考古发掘与古民建筑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之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贵州的威宁、赫章地区虽然有了一些史前文化遗存的发现，但所积累的资料还相当有限，学术界对这一区域史前文化遗存的认识还处在朦胧之中。由于对考古学文化认识水平的局限，上世纪50年代末才在威宁赫章地区出现了古夜郎“印纹陶文化”等的发现。60年代初，贵州省博物馆的有关专家首先提出对“赫章可乐与威宁中水古夜郎文化”，以这一文化替代中国西南夜郎“印纹陶文化”的称谓，用以代表整个贵州地区发现的早期考古学而命名的文化。这一概念比整个贵州地区已知的考古学中的夜郎文化命名而命名。60年代中期，贵州省博物馆学术界对夜郎考古学文化的特定含义有了界定的基本标准，即夜郎考古学文化“是某一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称。”是一种具有时间、空间和考古遗存群体特征的三位一体的基本单位，并且可以与夜郎民族的社会单位联系在一起，赋予其夜郎社会历史的含义。“赫章可乐夜郎文化”的命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确立，并写入了中国考古学教科书之中的。从而赫章可乐夜郎遗址就成了我国西部地区最早被命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原始社会晚期文化——“赫章可乐夜郎文化”的命名地。

　　2、赫章可乐与威宁中水区域文化是贵州西部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摇篮。赫章可乐遗址在贵州的同类遗址中属于较典型的地方土著遗址文化。历次的夜郎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该地方土著遗址基本都是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主，兼有青铜时代中的夜郎文化遗存，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三千多年，尤其是以二期夜郎文化遗存（中层）为代表的赫章可乐夜郎文化，基本涵盖了以赫章可乐地区为中心的赫章可乐与威宁中水地区的夜郎文化，并对周边更广泛地域的古代地方土著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文化积淀对贵州古代文明的形成；对我省西部地区的文明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啻是我省西部民族区域文化的摇篮，这里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成为两汉与先秦时期的地方土著民族文化的发源之地。

　　3、探索贵州原始社会时期的西部民族史源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赫章可乐文化与威宁中水文化是西南地区原始社会人类劳动生息的缩影。赫章可乐与威宁中水遗址是贵州省唯一经过多次正式考古发掘，积累资料最为丰富、开展研究最多的地方土著遗址，它所揭示的文化遗迹、墓群，所出土的大批珍贵地方土著文化遗物，吸引了不少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浓厚兴趣，它对探索贵州古代原始社会晚期的夜郎历史及其夜郎社会经济全貌的研究，特别是对我国古代西部地区民族经济形态的研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成为国内外关注的夜郎考古学与多学科密切配合的科研基地，赫章可乐与威宁中水在我国尤其是在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4、赫章可乐与威宁中水夜郎文化的研究对整个大西南古代文化渊源意义重大。贵州地处川、滇周边，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赫章可乐遗址与威宁中水遗址有着紧密的联系，赫章可乐与威宁中水的夜郎文化与整个大西南史前遗址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早在1990年夜郎考古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多位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就对贵州地区的夜郎问题特别强调，位于中国内地的云贵两省，正处在古夜郎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它们的作用不容忽视。最为重要的是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遗址都是川、滇、黔史前文化交互碰撞的前沿地区，是川、滇、黔古代民族文化交流的最佳窗口。在这个区域内的川、滇、黔古文化，以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遗址为一线的发掘，后有云南昭通西汉螳琅山统辖手印、云南河口汉代一字格青铜剑的考古发掘、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遗址等，这些已经初步构建出了川、滇、黔民族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在同一时间段内的川、滇、黔史前文化内涵中，都有具备众多可进行对比研究的素材。如在石器中，三省都发现有大量的石锛、有肩石斧、凹石等，在陶器群中都盛行圜底器和圈足器，在陶器的装饰技艺上，都有以几何形图案为主的彩陶，其它拍印、刻划、戳点、贝印等纹饰也多有相近之处的古代文化遗物等等。这些古代文化遗物对史前川、滇、黔三省的文化交流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加快对赫章可乐与威宁中水古文化渊源等的课题研究，才能奠定起厚实的川、滇、黔古文化基础，也才有其重大的学科意义。因此，对于贵州地区的史前土著民族的起源等课题研究也至关重要。

　　5、合理利用古代文化遗物的重要价值。认真开发研究赫章可乐与威宁中水古夜郎文化遗址，这两处遗址距离贵州省的赫章县城区只有92公里，行程只需2小时，这里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在赫章县的城市及旅游规划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将建设以赫章可乐古夜郎文化园区为中心，具有赫章可乐民族文化特色的休闲度假基地。其对旅游格局的定位是：以可乐古夜郎文化园区为纽带，以赫章县为依托、以赫章可乐的夜郎文化为特色，形成以休闲度假旅游为主，观光游览、民族宗教文化及其它专项旅游为辅的旅游结构体系。将可乐古夜郎文化遗址和威宁中水古夜郎文化遗址融为一体的展示园区，有望成为西部民族文物保护与利用古夜郎文化的完美结合，定将成为西部古夜郎文化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俱佳的黔西北的范例，成为该区域夜郎文物旅游的一大品牌。以可乐夜郎遗址展示园区为核心，拓展和延伸周边的旅游功能，形成西部古夜郎民族、民俗、学术等综合性文化旅游的一大区域，必将促进当地民族经济文化的友好发展。

　　以可乐古夜郎文化遗址和威宁中水民族文物馆融为一体的展示园区，以反映贵州西部古代先民的历史文化为主线，突出贵州民族文化和西部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特征，我们要与远古原始先民一起共同构建中华文明为主题，以崭新的形象，集民族文物博览、科考探秘、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功能定位。这里必将成为宣传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爱国主义民族教育基地和民族学术科研的重要基地。

　　总之，我们必须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的国家机制，加强职业宣传推介组织活动，使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民族文化遗产的观念深植社会、深植于人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全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共同融入到我们西南民族文物古籍保护的事业之中，完成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于子孙后代，福泽后世的神圣历史使命。

注：主要参考资料：

①《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16日报。

②铜鼓和青铜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

③可乐考古与夜郎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4月。

④《贵州日报》新华社4月12日报。

⑤《中国文物天地》，2005年6月6日报。

⑥《夜郎史传》、《西南彝志》、《中国彝史文献通考》、《彝族源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