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个问题好像是一个伪命题，然而这个问题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认真去计较书名的具体指称，这个问题自然不存在，如果认真研究，还真的没有《爨文丛刻》这么一部书。

然而，《爨文丛刻》作为书名，却是与《爨文丛刻甲编》的出版同时出现的。

《爨文丛刻甲编》是民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君）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收集了黔、川、滇三地的彝文古籍十一种，请贵州大定的罗文笔先生翻译了大部分后进行编纂，作为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于193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这部书的实体冠以“甲编”之名，丁文江先生显然考虑了还要出版乙编、丙编乃至癸编，也就是说，它是一套系列丛书，然而这套丛书只出了第一本。因此，就是丁文江本人，肇始了《爨文丛刻》作为一套丛书名和一本书之名的混用，这在他作的《<爨文丛刻>自序》中，一开篇就说“《爨文丛刻》共十一种” ，这就开始使用《爨文丛刻》书名。然而由于丁文江先生的去世，再没有后续的《爨文丛刻乙编》及其以后的丛书，而只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马学良先生主编的《增订<爨文丛刻>》。 因此可以说，《爨文丛刻》作为一系列丛书是不存在的，作为一本实体的书也是不存在的。现在所能看到的实体的书，只有《爨文丛刻甲编》和《增订<爨文丛刻>》。

但是，正是因为丁文江先生首先使用了《爨文丛刻》这一书名，致使许多专家也跟着他使用这一书名。例如闻宥先生在此书出版之后，随即在《图书季刊》1936年第三卷第4期发表了《读<爨文丛刻>——兼论倮文之起源》一文（倮文即彝文）。即便如此，严谨的学问家在写书评或者或者使用这个书名时，却是有严格的区分的。例如，王了一（王力）先生1936年7月16日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39期上发表了《爨文丛刻甲编》一文，评介了此书，其冠名仍然用“甲编”加以限定。就是到了1956年，董作宾先生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集上发表与此书有关的文章时，用的还是《关于丁文江先生的<爨文丛刻>甲编》的题目，不过，在文章中，已经多处使用《爨文丛刻》代指《爨文丛刻甲编》了。因此，在后来马学良先生主编《增订<爨文丛刻>》时，也没有在书名上再加上“甲编”之名，因为再也不可能有以后的续编了。至此，《爨文丛刻》就是指《爨文丛刻甲编》，逐渐被学术界认同，于是逐渐把《爨文丛刻》之名代替了《爨文丛刻甲编》之名。在《增订<爨文丛刻>》出版后，又把代指《爨文丛刻甲编》的《爨文丛刻》与《增订<爨文丛刻>》相区别，如余宏模先生就发表过《<爨文丛刻>与<增订爨文丛刻>》一文， 评介两部书的区别。

随着《增订<爨文丛刻>》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可，现在多数人的潜意识中，只要提到《爨文丛刻》，就会认同是《增订<爨文丛刻>》，因为《增订<爨文丛刻>》全部包括了《爨文丛刻甲编》的内容，而且进行了增订工作。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在多数学者的潜意识里，《爨文丛刻》既是指《爨文丛刻甲编》，也是指《增订<爨文丛刻>》。也就是说，在丁文江先生作序的时候，《爨文丛刻》从出版甲编时，既准备用它指称一部“甲编”，同时也准备用它指称一套系列丛书。但是由于后来再也没有“续编”，而只有“增订”，于是《爨文丛刻》就成了《爨文丛刻甲编》和《增订<爨文丛刻>》的总代称。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爨文丛刻》只是书名，并没有《爨文丛刻》这部书，而只有《爨文丛刻甲编》和《增订<爨文丛刻>》两部书。